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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南昌1月12日电 题：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讲述了怎样的青铜文明？

　　——专访江西考古学会理事长、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李韵涵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是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它体型庞大，造型奇特，工艺细腻，形象生动，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到极致，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是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只兼具勇猛霸气与伏鸟柔情的“青铜虎”何以成为“镇馆之宝”？它讲述了怎样的青铜文明？曾参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考古发掘的江西考古学会理事长、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何以成为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背后反映出当时怎样的历史文明？

　　徐长青：1989年9月，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程家村，出土商代器物1374件，其中青铜器475件，一时引起轰动。在黄沙遍布的发掘现场，一件件青铜重器整齐排列，陶瓷器集中堆放，而青铜大刀、戈、矛等兵器悉数被折断成三截，层层叠叠，出土时表面还涂有朱砂。在中央核心区域，精美玉饰件、精致青铜器、细小玉串饰集中分布。种种迹象显示，3000多年前，这里曾经历过一场盛大的葬礼。一次出土如此数量的青铜器，南方地区仅有，全国罕见。因而该墓被专家们誉为“南方青铜王国”。

　　2019年，游客参观大洋洲商代青铜发掘遗址展示馆。李福孙 摄

　　出土于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为单体卧虎，重达6.2公斤，为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在造型上，张口咧齿，獠牙外露，凸目狰狞，四足卧伏作欲纵之状。背栖小鸟，尖喙圆睛，惬意安详。虎鸟和平相处，极具特色。总的来说，这件“镇馆之宝”虎形体大，造型奇特，形象生动，兼具勇猛霸气与伏鸟柔情，并显诡秘形貌与威仪神性；外展动静相宜的栩栩身姿，内蕴古朴细腻的精工巧技。它是现实与想象的造物，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是物质与精神的相通，是文明与历史的见证。特别是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之情表现到极致，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江西省博物馆馆藏的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虎身遍饰花纹，脸、腹部饰卷云纹，背部则饰云雷纹，鼻面、正脊、尾部与四腿下部饰变形鳞纹，四腿上部则为醒目的雷纹。徐长青 供图

　　中新社记者：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有哪些特点？有何独特地位？

　　徐长青：新干大洋洲商墓是中国已发掘的商代贵族墓葬中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墓葬。20世纪，中国有三个最密集的青铜器出土地点。第一个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发掘，在不足30平方米的墓穴，出土青铜器468件，这是商朝晚期都城唯一没有被盗掘的帝王级别陵墓。第二个是四川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掘了两座祭祀坑，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器700余件，当然它不属于墓葬。第三个是新干大洋洲商墓，1989年发掘，出土青铜器475件。

　　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等级高。在商代，青铜钺是王权和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只有高级贵族才能拥有并使用。商代考古发现仅数十件。大洋洲商墓出土了6件铜钺，属数量最多，其中一件更是重达11.4公斤，是中国的“钺王”。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周公旦手持大钺、毕公高手持小钺，分立周武王两侧。周武王用玄钺砍下商纣王的脑袋，并悬挂在小白旗之上。能够使用“钺王”可想而知墓主人的身份。同时还出土一件四足立鹿甗(yǎn)，高105厘米，重78.5公斤。该甗双耳立鹿，整个器物一次浑铸成形，纹饰精美，体现了青铜范铸工艺件的杰出成就，号称中国“甗王”。墓中出土的30多件各式青铜鼎，有的重达数十公斤。这些青铜重器构成大洋洲商墓礼仪活动的核心，是其显赫身份的象征。

　　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四足立鹿甗。黄正胜 摄

　　大洋洲商墓青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地方特色也很浓郁。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便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物之一。此外，古代乐器与“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礼器相提并重，祭祀、丧葬、征伐、宴享等重大场合无不用乐。墓葬出土的青铜镈，纹饰精美，体量巨大，声音浑厚响亮，号称“镈王”，是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一带最典型的单件打击乐器。青铜面具，俗称“双面神人”像，阔嘴凸目大耳，透露着神秘、诡异的气息，是巫师举行祭祀活动借助通天地的礼器，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双面神人铜头像。韩艺冰 摄

　　中新社记者：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为什么可能属于虎方？虎方究竟是什么族群？

　　徐长青：据统计，在新干大洋洲商墓，不但有硕大的单体老虎形象，在最具礼器特征的鼎耳上、鼎足上，青铜兵器的把柄上、杖首上以及玉饰件上，林林总总，居然有56个老虎形象。有的写实，具体而生动；有的写意，刻画惟妙惟肖。可谓虎虎生威！以大量卧虎形式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丰富的虎形象在全国也少见，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据文献记载，古有虎方，其最早是以虎为崇拜的氏族，形成于黄帝时期。商代发展为虎方，并见诸甲骨文。商代后期，南迁到江汉。“殷之南，虎方国，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继三苗而起虎方”。因而，商晚期可能达到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从青铜器上大量使用老虎的造型、图案等虎元素分析，这里与文献记载的虎方地理位置十分吻合。南方青铜王国可能就是虎方国或虎国，墓葬很可能属于虎方的最高首领或虎王之墓。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商代双耳卧虎扁足青铜鼎。徐长青 供图

　　大洋洲商墓是“南方青铜王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成就最直接体现，其核心区域在江西清江盆地的樟树、新干一带。樟树的吴城遗址、新干的牛城遗址，不但拥有中国南方地区最具规模的大型城址，而且出土了高等级规模、级别的青铜鼎，以及铸造青铜器的大量石范、陶范等。大型城址、墓葬以及高等级青铜器组合，共同构成青铜王国的核心内容。

　　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城垣。徐长青 供图

　　中新社记者：南方青铜王国是本土还是中原文明？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徐长青：多年研究显示，江西赣北地区是中原王朝经略南方的重要阵地，是中原王朝和南方青铜王国的铜资源来源地，也是中原与古代江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中转站和桥头堡，这里是打开江西青铜文明宝库的“金钥匙”。

　　南方青铜王国的商代遗存中，发现的早商时期陶鬲、陶斝(jiǎ)、折肩罐、圈足盘等，很多具有中原商文化因素，表明青铜王国的来源可能与中原商文化有关。而一些印纹硬陶高领罐显然具有江西鹰潭角山商代窑址万年文化的陶器特色，属于南方越人常见器物。由此可见，瑞昌铜岭铜矿开采之初，应该有中原商人和本地越人共同参与。其究竟受谁控制？可能还是北方中原人，因为他们带来先进的冶铜和铸造技术。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如鼎、斝、卣(yǒu)、罍(léi)、鬲、豆、钺等，无论造型、纹饰都具有中原商文化风格，表明在江西赣中腹地，青铜王国核心区域，商文化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同样，针对大洋洲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研究，还发现其运用并继承了中原地区流行的泥范技术，这是商文化核心技术流布的结果。到了周代，即春秋、战国期间，楚文化因素如楚式鬲，越文化因素硬陶和釉陶罐同时出现在铜矿遗址中，我们又看到楚人、越人控制铜矿的现象。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商代云纹青铜钺。徐长青 供图

　　南方青铜王国是青铜时代中国南方地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区域性地方政权核心。源于江西本土深厚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积淀，凭借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优势，在中原夏商青铜文明的强烈影响下，青铜制作技术高度发达，青铜文明成果领先南方其他地区，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共同进步，并步入早期国家文明殿堂。它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史前文明走向国家文明阶段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直接体现。其文明顶峰发生在商代中期延续至商代晚期，可能长达四五百年。它见证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交融，以及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统一大家庭的过程。(完)

　　受访者简介：

　　江西考古学会理事长、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刘占昆 摄

　　 徐长青，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历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文物局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专家，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百越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参与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吴城商代遗址，并主持了南昌西汉海昏侯国遗址、靖安李洲坳东周墓等重大项目的发掘、保护与研究，相关项目多次获国家文物局“六大考古发现奖”、“十大考古新发现”奖、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以及“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个人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主持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3项，主持撰写报告、图录10余部，发表考古报告及学术论文120余篇。